近十年来钢铁行业二氧化硫等污染物排放量降超60%

三、打击洗钱犯罪的建议 基于以上分析，针对打击洗钱犯罪有几点建议：1、完善洗钱法律法规，加强金融与法律交叉方面的立法技术。

第三，培育合格的市场主体。如果资产归属不清，创造的收益归谁所有不明，人们就不愿去投资、去劳作，更没有人去积累财富。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必须抓住重点环节，找准突破口。第七，着力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第五，建立完善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发展普惠、开放的金融市场体系，搭建直接为企业服务的技术市场。另一方面，经济体制仍不完善。总之，市场经济有优有劣，关键是要扬其所长、抑其所短。

第八，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市场人士很难清晰辨别债务泰极丕来的临界点，但澄清有关债务的常见认识误区却是颇有裨益的。

竞相抛售资产也就成为明知是火坑，也要竞相跳下的选择了。从日本资金流量表来看，日本家庭和企业部门一直录得巨额的金融盈余（即资金净借出部门），而政府部门一直录得庞大的金融赤字（即资金净借入部门）。否则高资金成本和高杠杆率叠加，会使借新还旧滚动成本不断上升，倒逼庞氏企业债务风险提前暴露。那时美国新经济如火如荼，财政由赤字翻盈余，政府债务率亦随之下降。

目前的日本经济正陷入一种看似无解的"恶性循环"之中。所以， "抓住机遇保持国内生产总值合理增长"，实在是降低宏观债务率的有效途径（或者说背景）的。

不管是你情我愿（例如一战后美国主动削减欧洲国家债务），还是一厢情愿（例如拉美国家近似无赖的做法），永远都是政府最偏爱的招数。盖因一片风声鹤唳之下，补足资本不啻为一种奢求。一是发达国家已享极低主权债融资成本。目前，金融体系去杠杆成为中国央行货币政策调控的重要目标之一。

因此，在最近一期《世界经济展望》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不赞成利用金融抑制来解决债务积压问题。中国可以步日本后尘么？ 目前日本政府债务率已逾250%，绝对称得上是政府加杠杆的翘楚，但却未看到日本爆发主权债风险的任何迹象。上述资金环流正是日本企业投资意愿低迷，家庭消费意愿低迷的真实写照，也是日本经济一度被冠以"僵尸经济"标签的内在根源。二是日本政府可以强制国内金融机构（甚至央行）持有本国国债，而不允许它们做更自主的跨境资产配置。

政府发债搞基建投资，既熨平宏观经济周期，又提升长期增长潜力，那是善莫大焉的事情啊。反观当下中国，我们讨论蛮多，担忧颇甚，但也许谁都无法预见眀斯基时刻何时来到。

这个经验事实就是：纵观历史，赖账，不管是显性（债务重组或违约），还是隐性（金融抑制或通胀）。在逼近零利率下限之后，主权债融资成本进一步下压的空间必然有限。

中国储蓄率高企，政府天量放债又有何妨。这是日本政府债券不会被大规模抛售，日本主权债市场不会崩盘的最重要保障。进入专题： 债务 。即通过压低名义利率从而压低实际利率（中间伴有适度通胀即可）来削减政府债务负担。说到底，是金融管制构筑起了抵御资本市场冲击的"防洪堤"。我们能想到的如此幸运的国度，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美国。

但是，也不要忽略了日本政府债务积累的特殊性：一是日本政府债务累积的开始，旨在采取冲销式干预避免广场协议后日元的过快升值。对这一指标的指责是，债务是存量指标，而GDP是流量指标，存量和流量怎能直接相比呢？这不禁让我们想到对经济货币化（M2/GDP）度量指标的类似争议。

遗憾的是，眀斯基对资本市场繁荣与衰退之间转折点的生动描述，却不能能给我们提供判定明斯基时刻何时来临的定量指标。不愁没有吸收能力，不愁爆发债务风险嘛。

这是人口结构和传统文化因素使然。不过，市场对政府兜底的信心（不管是相信政府必然事出无奈，还是相信政府能够调控有方），对新型城镇化潜力的信心（管它是市民化 ，还是"伪城镇化 "），正在支撑着中国房地产泡沫的进一步滋生，地方政府债务的进一步扩张。

金融体系去杠杆要求盈利增速快于债务增速，名义经济增速高于资金成本。以增长降债务最正当也最可持续，但也是最可遇而不可求的。值得关注的一个建议就是，能否通过金融抑制（financial repression）来削减一国债务呢？比如Reinhart和Sbrancia指出，相对于远水救不了近渴的经济增长，以及短期内会伤筋动骨的财政整肃，发达国家可以通过金融抑制来解决债务积压问题。三是金融抑制必然伴随更多金融管制。

企业和家庭为日本主权债市场提供源源不断的资金（主要通过商业银行中介），但日本政府发债融得的资金被迫更多地用于养老金支出，而非用于生产性投资上。在金融全球化的今天是逆历史潮流而动，来自国际社会的舆论压力也是不可小觑的

更重要的是，债台高筑的地方政府已无力再减免税收。其次，剩余土地可以在直接转为国有土地的情况下，将土地开发权赋予村集体与村民，同时灵活运用规划手段适当提高地段容积率，确保村民留用土地资产的有效增值。

而通过城市规划控制来控制开发节奏，上述改革也可避免改革措施对城市商品房房价造成过大冲击，但同时也对投机者释放炒作没有前途的信号，之后政府就可以全面取消当前房地产调控政策。给定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困局，尤其是本应在这些行业获得高质量就业的大学生就业日益困难、未来可能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的严峻局面，中央政府真应该有壮士断腕的精神，毫不迟疑、但非常谨慎地推动这些行业的改革。

这是因为，如果没有强劲的增长，中国的领导者们就没有足够的财政与金融资源来实现其宏伟的改革计划，也无法继续像2002-2008年间那样通过成立多个资产管理公司来消除金融体系的巨大坏账。而只对第二套及以上住房征收房产税，不仅难以筹措足够资金来替代土地出让金，而且实施上也会因为制定政策或影响政策制定的人自己一般有多套住房而存在较大阻力。鉴于许多三线或四线城市本就岌岌可危的房地产市场现状，有理由相信财产税的实行有可能成为压垮这些地方房地产泡沫的最后一根稻草。低效率投资正不断困扰着中国日益高负债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

有效的改革，需要政府和学术界非常扎实研究这个改革领域所面临的具体情况，尤其是深入考察改革后利益相关方的潜在损益，以此为基础制定相对完善的利益补偿和激励机制，既向利益群体施加必须改革的压力，也给其足够经济激励来配合改革。获得部分土地开发权的村集体与村民，直接发放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允许其在限定条件下进行开发。

村民可自行组织向银行贷款，或联合其他主体合作开发，解决集体建设用地开发难以获得融资的问题。在备受瞩目的三中全会上，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化改革的决定，这是一项宏大而雄心勃勃的行动计划。

由于政府在四年前出台的经济刺激计划，地方政府在工业园区及新城区建设上利用低息贷款大幅度投资，地方债务超过20万亿，数额之大前所未有。当然，这些行业的背后都有较为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会全力阻碍放开行业进入管制的改革。